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滨海新村幼儿园内，家长和幼儿在进行春日阅读。新华社发
甘肃省兰州市，小朋友在多功能阅读仓内读书。新华社发
市民在浙江省乐清市清和书苑内阅读。新华社发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读者在重庆市江北区图书馆鸿恩寺馆内阅读图书。新华社发
是时候告别电子书了吗？这个十多年前被寄予厚望的潮流事物，如今正面临一些新的挑战——
初春，被誉为“出版业风向标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，吹出新的风向：电子书展台不见了，展厅的正中是一个个直播间；
今年6月30日，亚马逊将停止中国Kindle电子书的运营业务；
近期，一篇题为《别了，电子书》的文章引发关注，文章称“过去的两三年，国内电子书业务过得很难”“电子书十多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，他们根本无法颠覆出版业”。
多位专家及业内人士认为，当前电子书发展进入了瓶颈期。短短十几年间，数字化大潮的浪花一浪接着一浪，今年AIGC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）技术的横空出世引发了广泛关注。从批量文字电子化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，知识传播、内容生产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”，近日印发的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提出“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”。把脉透视电子书这一“早期”文化数字化现象，将为今后的数字文化、数字出版建设带来启示。
搭上快车：电子书的“春天”很短暂
“高中时我们班人手一部Kindle（电子书阅读器），大家都捧着Kindle读书，但现在好久没见到人用了。”武汉某大学大三学生章川说，自己挂在二手交易网站上的Kindle还没有成功售出。
以亚马逊Kindle为代表的电子书平台在国内裁减业务、退出市场，引发了电子书产业的极大震动。《别了，电子书》一文指出，几大电子书平台“日子也不好过”，纷纷在2022年进行了相关业务和人员的裁减。
电子书曾被视为“纸质书替代品”，也曾有过发展的黄金期。
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，2009年被称为“电子书元年”。彼时，电子阅读器与移动阅读方兴未艾，汉王科技、方正集团等企业投身电子阅读器产业，市场日益火爆；以中国移动为首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纷纷开始布局移动阅读基地，开启移动阅读时代。在大众的期待或担忧之下，电子书朝着“代替纸质书”的目标一路高歌猛进。
到了2012年左右，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上网第一终端，电子书快速发展的“春天”正式开启——业务爆发、营收飙升。数据显示，2012年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业务收入达25亿元，客户数突破了1亿人次、日均网页访问量达5.8亿次；移动阅读成为部分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出版收益的主要来源，《2014—201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》显示，从2012年开始，电子书收入年平均增长幅度达20.5%，呈现快速增长态势。
然而，电子书的“春天”却很短暂。
2014年后，电子书发展呈现疲软之势，产业收入增幅放缓。不久前发布的《2021—2022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1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2762.64亿元，其中，网络游戏为2965亿元，电子书仅占66亿元，后者只是前者的零头。
记者从中信出版集团了解到，中信自2013年开始数字化转型，电子书只是其数字阅读业务的一小部分，目前中信布局的数字化产品涉及文字、音频、视频等多媒体形态，包括有声书、播客、网课等。
留给电子书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吗？
收获果实：电子书这块“数字田地”究竟有多大
“我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，在工作之余会打开电子书阅读，闲暇时拿出手机打开就能阅读，减少了一些纸质书携带不便的焦虑”。
“不管用什么方式阅读，读的体验和作用才是最重要的”。
——这是记者在光明日报客户端中摘取的两条读者留言。毋庸置疑，经过十余年技术、媒介、产业的发展，电子书阅读已经深入更多人的生活中。
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王飚认为，从阅读层面来看，我国电子书逐渐步入深入阅读阶段。截至2021年底，我国数字阅读上架作品约为3446.86万部，其中电子书约为180.54万部。此外，2021年人均电子书阅读量达到了12本。
记者从“微信读书”了解到，“微信读书”于2015年8月上线，目前拥有国内最大的出版电子书库，截至2022年12月，已和国内超600家出版机构开展合作，在架出版电子书共25万本，历史总注册用户数也突破3亿，月度活跃用户超过3000万。
“当前我国电子书产业链发展逐渐成熟。”王飚说，传统出版单位多作为电子书的版权提供方，将电子书版权授予第三方制作，并在第三方阅读平台发行。也有部分出版单位自建电子书平台。另外，掌阅、咪咕等企业在内容、平台、终端等环节全面发力，进行电子书的全链条布局。
数据总有多种解释方法。上文提到的2021年电子书产业规模仅有66亿元，虽然是网络游戏产业的零头，但在2012年，电子书产业收入仅为31亿元。放在发展的脉络上看，近十年间，电子书产业规模一直处于持续增长中，只是增速远远落后于网络游戏、动漫、数字音乐等产业。
在电子书这块“数字田地”上，已然耕作出了许多果实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这块“田地”究竟有多大，机会还有多少？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玉山分析，电子书发展出现瓶颈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。首先，电子书只不过是“纸质书的电子版”，常常滞后于纸质版上市，并且电子书盗版侵权等版权保护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。其次，尽管电子书具备携带方便、存储海量、查阅便捷等优点，但不足以颠覆纸质书，随着传播技术的成熟，其本身的优势会逐步被其他阅读方式取代。此外，互联网时代，社会大众已经习惯享受随手可得的免费信息，引导读者花钱去买“电子版”，确实可能是件费神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“传统观念认为，读书人坐拥书城是值得自豪的事情，一屏在手仅仅是快餐文化的代表”，赵玉山表示，想改变这种固有的文化认知不是短期能实现的。
对创作者缺乏吸引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一位作者表示，“电子书给作者的收益微乎其微，一本纸质书版税也许能拿到几十万元，而几个平台电子书的收益加起来只有几千元”。
跳出困惑：回归内容本质，拥抱技术创新
电子书、有声书、播客、短视频、直播……短短十几年间，媒介形式、内容传播方式愈发多样，但人们的时间却是有限的。
“现在身边的人基本都在刷短视频，看电子书的就相对少很多了。”章川感慨道。权威报告显示：截至2022年6月，我国网民规模为10.51亿，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，达9.62亿。
“这是知识传播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趋势。”赵玉山认为，技术变革和社交媒体的发展，令知识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，过去人们主要依靠阅读书报刊来学习知识和了解信息，现在可以通过短视频、在线课程、音频节目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来获取信息，极大地分流了阅读图书（包括电子书）的时间和精力。
电子书何去何从？事实上，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一些当下的困惑终将成为“不成问题的问题”。
2023年伊始，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引发了热议，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对话，还可以辅助人们做题、写文章、写代码，AIGC技术也成为国内外互联网企业争相涉足的“风口”。
“内容行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意创新方面。”王飚认为，未来，AIGC技术可能会逐渐取代内容领域中一些偏重于程序性、重复性、资料性以及简单归纳性的工作，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、服务水平和用户体验等。与此同时，内容行业应提升对智能生成内容的辨别能力，研判规避意识形态、版权等方面的风险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如今，我们还需要纠结电子书（甚至还有长短视频、有声书等）的未来吗？或许，答案早已写在人类不变的阅读与求知的需求里，答案也会写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里。
如何看待飞速变化的媒介
——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
从纸质书到电子书，书的媒介形式一直处于进化中。我们该如何看待飞速变化的媒介？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。
记者：电子书、有声书，短视频、直播……进入移动互联时代，新媒介、新事物、新现象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潮流是否有周期性和规律性？
胡泳：很多事物都有它的流行周期，比如固定电话当年也是新的流行事物，很多人会为家里装上一部电话而自豪；到了“大哥大”时代，固话的重要性就下降了；到现在，手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，再发布何种新品，都不会被当作新奇的工具了。技术在变，时代的流行趋势也在变，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固化的眼光看待技术，而是要以动态的观点观照所有的这些现象。
那么，回到电子书这个问题上，电子书、有声书、短视频、直播这些东西在广义上都是技术，狭义来说就是媒介，媒介其实也是技术的一种。我们同样要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待“书籍”这个媒介。书籍是流行很久的一种媒介，以往我们对书籍的认知包括印刷、墨香、翻页的沙沙声、固定的装帧等等，而随着技术与渠道的不断变化，书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——现在我们对书的认知已不止于此，从纸张到电子屏，时代给书籍增加了新的特色。电子书是大众化的，而印刷书则是精英范的。电子书是实用品，而印刷书是奢侈品。电子书以消费者为中心，印刷书以生产者为中心。电子书的体验是动态的，印刷书的体验是稳定的。我们进入“读屏时代”，即便印刷书和电子书共享相同的内容，它们依然会反映截然相反的媒介格式。循着这种变化的眼光大胆设想一下，未来，是不是除了传统出版社外，游戏商也可以来开发书籍？图书的盈利模式与工作流程以及相关产业可能都会发生变化。
书籍不会死亡，也不会终结，但书籍总是需要重新定义，持续创新是没有终结的。它总是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服务新的读者群体，用流行的媒介去适应新的时代。
记者：那么，对这些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媒介形式变迁，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？
胡泳：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介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：一种媒介被创造出来后，是不太可能完全消失的，它会被重新利用和重新想象。
媒介研究存在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，一种是“断裂史观”，另一种是“延续史观”。“断裂史观”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存在巨大鸿沟，新媒介的出现会引发新的革命，会推翻有关旧媒介的一切，旧媒介将被彻底并入新媒介的轨道。这种“断裂史观”给我们的感觉是旧媒介很落后，新媒介总会取代旧媒介。而“延续史观”则倾向于看到历史的延续，指出新旧媒介互为交织的复杂性，强调媒介更迭中的回归、创新与共生。
就这些年的媒介变化来看，可以发现，媒介确实是遵循着“延续史观”的规律。我的著作《媒介：回归与创新》，书名本身就在体现“延续史观”，媒介有的地方是回归的，但有的地方的确是创新的。比如广播与电视的关系，电视流行于广播之后，但广播作为第一种电子媒介，早已把现在电视上我们熟知的各种样式创造出来了——从广播新闻到电视新闻，从广播对话节目到电视脱口秀，从广播剧到电视剧。但新媒介总有其创新之处，广播只有声音，电视则既有声又有光。所以，电视出现后，广播就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——回归音乐、侧重移动性与伴随性，由此出现了音乐台和车载广播。
一个新技术到来后，原有技术并不一定会消失，而是会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重新定义自己，在新的媒介生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记者：2023年，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巨大关注，尤其是在内容行业，您认为，这些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？
胡泳：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出现后，大家的确被它震惊到了。它一定会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产生无可回避的影响，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夸大这种大语言模型对内容生产的冲击。冲击是存在的，但是冲击的是什么？在内容生态中，AIGC技术到底会解决什么问题，哪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？
一方面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：它会减少内容生产中的人力投入。它已经从单纯的理解语言走向了理解图片与视频，它可以把你给予的提示输出成多媒体，甚至几秒内就可生成几千条内容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把很多程式化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，这样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减少人力投入。
另一方面，我认为，人工智能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原创者，它的内容生成方式是通过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挖掘，用统计学来推断出问题的答案。所以，严格来说，它生成的内容并不是原创，而是对已有文本的再加工。那么，当我们需要真正的原创内容时，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原创性。此外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待考究，“人工智能幻觉”就是指人工智能产生的答案是错误的，但它会将它提供的答案伪装成很权威、很正确的样子。最近使用过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它会编造文献、编造作者，甚至编造作者压根没写过的内容。未来，人工智能机器人一定会替代“伪专家”，但不能破除真专家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是存在缺陷与漏洞的，它需要人们调动主观能动性与原创性去进行甄别。
记者：如今，人工智能不仅能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，甚至还能写诗、作画，您认为，人工智能会不会替代文艺创作者？用户和创作者应该如何应对？
胡泳：人工智能出现后，内容创作者确实存在一种“被替代的恐慌”。我认为，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，创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内容创作、提升创作效率，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一种“写作助手”，替代一些自动化、模式化的工作。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将知识生产这项工作完全交给人工智能。现阶段，人工智能在原创性与资料的真实性方面仍未超越人类，机器远达不到人的原创力。也就是说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级别较低的任务，让人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身到更擅长的事情，这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。
所以，回到“延续史观”，人与机器应当是相互补充帮助的关系，而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。人工智能所要做的不是模仿人类、成为人类，而是应当专注于增强人类的能力，这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。
就目前的技术而言，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类进行文艺创作的。一方面，从内容上看，它缺乏原创性，它所生成的内容，都是基于已有的人类文本而进行的模式化、套路化的创作；其次，基于这种“文本的过时性”，它对一些新的议题是无能为力的；再次，它无力处理复杂的议题，比如宗教和政治的议题。另一方面，它还存在算法限制，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内置了一定的界限，而它的训练数据也无法摆脱偏见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内容的客观性，所以人工智能背后仍需要人——有鉴别力的人。
今天，每一个写作者仍需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：某一天，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过我的写作水平？其实，人工智能就像一个反向的图灵测试。图灵测试是人类去检测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像人类，而反向的图灵测试是说，也许是我们人类通过使用人工智能，来测试自己具备多少专属于人类的创造力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人工智能的出现是让人的归人，让机器的归机器。技术应当引发人们去思考“何以为人”这一命题，也应当激发创作者思考自身创造力的问题。未来，在文艺创作上，人工智能将会追赶着创作者去不断创新、创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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